刘翔退役：丧失如此可敬，以至于我们要花一生明白

刘翔退役了。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他从未参加过一次比赛。很难想象，已经销声匿迹两年多的他，在这些日子里承受着怎样的压力。
他的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官府，一方面来自民众。无论来自哪边，都出于一个动机：刘翔，作为一个唯一的可以在短跑领域可以和欧美非洲人种抗衡的亚洲人，他的存在，是一种证明：在人种上，我们是不输于其他人种的。
这种人种的自卑，来自历史上，中国人的创伤。从霍元甲的时代开始，中国人似乎就开始被日本人质疑，被西洋人讽刺为“东亚病夫”。与之相应的是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被反复入侵与欺凌的各种伤痛。
这种伤痛感，到今天依然可以在各种民粹主义的风潮中被反复咀嚼和代谢。比如拳击赛场，我们会经常看到中国的拳手，轻易KO来自泰国、日本、欧洲的选手。这依然可以成为新闻里的关键词而被广为传播。
韩国人可能要比中国人在这方面更欠缺：他们连粽子都要着急和中国人抢着申遗。而日本人则死死想要恢复旧日的荣光。韩国人是想证明自己是嫡传的，不是庶出的；而日本人则想证明，老子侵华的那段历史没错；而中国人则根本不想谈及过去，就是想证明现在老子很牛，因为过去实在惨不忍睹。
中国的经济崛起了，似乎可以给中国找到一些自信；奥运会上的金牌霸主似乎还是不能满足大家的自恋。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在一些不起眼的小项目上速成，但却无法在一些关键性的主流项目上获得成就。比如足球、短跑、篮球、网球。这些可以赢得巨量眼球的项目，我们一直都无法满足自恋。
后来我们有了姚明、李娜、以及刘翔，他们的存在，可以让我们的自恋继续复活，可以让整个民族都乎有了一剂强心针。女排当年给整个民族的鼓舞超过那些奥运会那么多金牌给人的全能感的满足。
刘翔做到了。他几乎被看成是民族英雄。但这个世间有一个公理：你拥有多大的权利就要承受多大的义务。
他是如何承受义务的呢？引用一篇文章的内容：
“2009年6月，距离刘翔第一次复出（上海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还有3个月时间，记者因一次特殊的采访，在上海莘庄训练基地见到了结束了上午训练的刘翔。
当时，刘翔刚刚经历第一次脚踝手术不到半年，正在咬牙承受高强度训练，北京奥运会退赛招致的责骂还沉沉压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所以看上去刘翔并不开心，而基地食堂里大部分运动员都“懂得”要自觉拉开与刘翔的距离，除了保障组几乎形影不离的一位高级后勤人员，刘翔“不太容易”找到可以随意聊天或倾诉的对象，更何况他在基地的住处极为特殊，要进他的宿舍，需要领导批示专人带路，才能通过楼道里加焊出来的一道铁门——如果不是那间被厚厚窗帘挡住阳光的单人宿舍里还有轻快的音乐作伴，记者很难将这个被隆重“收藏”的“神秘人物”，与5年前那个风一样冲过雅典奥林匹克竞技场终点线，然后喊出“中国有我”、“亚洲有我”的意气风发的飞人联系起来。“